撰文
储朝晖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）
“当巴黎作出了把山东让与日本的决定后，中国被击垮了。它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。”——杜威《中国的学生反抗》，《新共和国》第20期，年6月24日
（一）因偶遇五四运动，决定延长中国之行
一切似乎是安排好的，当时已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，在与美国文化有很大差异的中国“偶遇”了五四运动。说“偶遇”是因为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爱丽丝·奇普曼赴东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，当他们从旧金山准备启程时，收到东京帝国大学邀请他到日本作讲学的致电，他欣然答应后，又接受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，增加了很多场次的讲演。杜威到日本并没把中国列在他远东之行的计划内，但他的中国学生胡适、陶行知急不可耐地发出邀请，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经日本，登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、北京大学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，才有了杜威的中国之行。
年5月3日，杜威到中国的第4天，他在江苏省教育会作了第一场题为《平民主义的教育》的报告，千余青年冒雨赶来，场内“听者之众，几于无席可容”。次日，中国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。身在上海的杜威，显然没有像当时对巴黎和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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