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马黎
图片由冯骥才工作室提供
“有语文书上的作者哦：请朗读并背诵全文《珍珠鸟》——打作者名。”
今天，春风悦读榜颁奖盛典现场，有读者看到冯骥才本人，激动发圈。
1米92，46码鞋，挺拔，步幅极大。一算，《珍珠鸟》已经过去37年，冯骥才今年80岁。
大冯之大，人高马大，兴趣广大，“管”得太大——朋友们说，大冯，你对世界的兴趣太大了。母亲说，这孩子小时候眼睛还没睁就开始说话，精力旺盛，不知有倦。
（一）
他的长篇小说《艺术家们》获得了春风悦读榜的年度大奖——白金图书奖，来杭州领完奖，今天，大冯又要赶到西塘。
15年前，古村落保护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，他已经在全国的古村落里到处跑。到了浙江，他去南浔，去乌镇，到西塘的时候，一个观念打动了他：活着的千年古镇。
“他们不主张把原住民迁走，实际上，南方很多古镇把原住民迁走了，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景点。原住民是村落的灵魂，如果村原住民走的话，村落的记忆也没有了，灵魂也没有了，大量的文化积累也没有了。”
在他的倡议下，来自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各地致力于中国古村落保护的代表汇聚西塘，召开了一个国际论坛，发表一个《西塘宣言》，也是全国第一个以拯救传统村落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。今年，《西塘宣言》15周年了，今天也要举办一个国际论坛。
这些年——准确地说，20多年了，冯骥才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者、民间文化抢救者的身份，在公众的印象里，远远大于作家。如果不是疫情让他无法出去“乱跑”，《艺术家们》或许没这么快落地。
木版年画集成、传统村落档案、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……在天津老城区拆除前的一年半里，他做了地毯式勘察、测绘，为老天津留下五千多张照片。
20多年，冯骥才为什么一直在“抢救”它们？
“我们民族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特质，实际上是保存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的，如果文化遗产没有的话，那这些东西都烟消云散了。”
这些数据，永远在他脑子里转——年全国有自然村万个，年，万个，10年间失去90多万个自然村，其中有多少古村落，根本不知道。
时代的转型期，尤其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，文化的消失很自然。人们的生活方式、审美取向，都在转变，而一些传统的习俗和风貌，也在不知不觉中瓦解。他忧心忡忡，怎么保护，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“我主张科学的保护。按照事物的性质、规律、特点，还有它的知识体系来制定一整套保护的理念、原则、机制、法规、制度。而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，完全不知道保护什么，就开始动手做了，就像现在大量村落都变成旅游景点了。我们留给后代的，不是我们的家园，而是大量的旅游景点。这都是忧心忡忡的问题。”
（二）
前不久，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，他很激动。
“河姆渡遗址我去过两次了，我还没有去过井头山，希望找时间去看。对于海洋文化，我们一直以来茫然无知。井头山有渔猎文明，有农耕文明，时间又比河姆渡早年，它让我想到，这块土地上，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体现，人类在这里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。到了河姆渡，就是很成熟的农耕文明。要把井头山遗址、河姆渡遗址、田螺山遗址放到一起研究，这些考古发掘的实物，揭示了重要的我们未知的信息，文明发展的进程，我对这些特别有兴趣。”
50岁之前，他没有正式去过宁波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一次文学活动，他和王蒙、张抗抗等人去浙东的东海舰队访问。车至半路，有人喊，宁波到了。
他突然有一点紧张，“因为我知道我是宁波人。”
父亲生病在床，无法起身。他拿出傻瓜相机，对着正在移动的街景，那些写有“宁波”字样的商店招牌，猛按快门。他想回去给父亲看，想到他的笑。父亲十几岁跟着爷爷去天津，此后再也没回过家。
填祖籍，大冯写的是浙江宁波。慈城，慈溪的中心老县城。他跟余秋雨说，咱俩实际是老乡。
天津跟宁波在历史上有很多联系。天津是早期商埠，全国各地经商的人，在此汇聚，爷爷也来了。宁波有天津同乡会，解放以后改成了宁波联谊会，天津有大量的宁波人，经常聚会，冯骥才也去。
50岁那年，冯骥才对老乡说，我想回家乡，但想用书画来露个面，办个画展。
起什么名字呢？不能像在其他地方办画展那样起名字，应该是个独特的名字，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回老家。
敬乡。他想好了，敬乡画展，用一个“敬”字。
“我对我的老家心怀敬意。”
第一次回家，他从宁波市区到慈城，一进镇口，冲眼看到楼上挂下一条横幅，大红色儿的大字：大冯，家乡人民欢迎你。
每十年，冯骥才就会办一圈画展，去那些跟他有关系的地方。60岁，他又回宁波，这回名字换了：省亲画展。
这趟省亲之行，他去了月湖，旁边就是宁波人贺知章的祠堂——贺秘监祠。粉墙青瓦，三进五开间，可是破旧，无人修缮。
冯骥才一般不卖画。那次，他选了5张大画，要卖。
同为老乡的著名企业家应昌期，应氏围棋计点制创造人赶到现场，他买下了《老夫老妻》，风雨里的一对小鸟，他对冯骥才说，这就是我和我的妻子。
冯骥才卖了五张画，把钱全部捐给了宁波政府，修缮贺秘监祠，现在已经成为宁波的地标景点。
（三）
电话采访那天，冯骥才正坐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办公室，他现在每天来学院工作半小时。
年初，两个头衔上身：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院院长；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。当然，如今他的身份太多了，官员、画家、作家、文化遗产保护者，20岁时，他是天津篮球队的运动员。
“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——这情景真像一张拍下的照片留在我脑袋里。教练庄重地对我说：‘你的胸骨损伤，不适于大运动量训练了。’教练的表情微微有些紧张。”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。
不觉得可惜，因为终于可以画画了。
他说，做过运动员的人，要说对人生的影响，就是积极——在精神里留有一种积极的东西。“我做文化遗产，包括搞创作，好像比别人多一点东西，在血液里边，人很容易沸腾。”
四驾马车——有人这样形容他这些年在做什么：文化遗产保护、文学、绘画和教育。
大冯自己怎么看这四件事？
“文学是我的精神事业，因为我的精神生活经常要通过文学来表现。绘画，人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，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心灵的欲求。文化遗产保护，是时代交给我的使命，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保的话，我们下一代人或者我们后代永远看不到了。教育就是为了下一代。你说哪个重要？都重要。”
做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，小说写作都放下了，会觉得遗憾吗？
“确实，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写作的冲动，文化遗产对我来说，是很大的事。我岁数已经那么大了，往乡下跑，爬山涉水，做田野调查，已经不可能了，但是我心里放不下。全国各地哪儿有问题，哪儿的村落要毁了，哪一条古街要拆了，当地的百姓都会想办法找到我，希望我声援他们一下，希望我帮他们想想办法。这些事情实际是牵动我的心的。我认为，这件事情大于我本人的创作，从理性上是这么认为的。这是一个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，必然有人去承担。承担，就得做出牺牲，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需要一点殉道者的精神。”
冯骥才
祖籍浙江宁波，年生于天津，中国当代作家、画家和文化学者。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、中国民协名誉主席、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。他是“伤痕文学”代表作家，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。代表作《啊！》《雕花烟斗》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《珍珠鸟》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《俗世奇人》《单筒望远镜》《艺术家们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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